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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初我和新婚刚刚一周的张蔚夫妇在柏林火车站见过短短一面。我们坐在面包店里，边吃早餐边聊天。他说我妈在他们婚宴上哭来着。当然不是自己一个人，还有其他几位阿姨也同时在落泪。我仔细想了想这其他几位阿姨的状况，得出她们应该只是在礼节性地陪哭的结论。这些儿女年龄相仿的母亲们，目睹张蔚终于修成正果，要哭也得是喜极而泣，毕竟，我们七八个发小之中，张蔚是结婚比较晚的一个，其他的妈妈们基本上媳妇女婿全都到位，进度快的已经抱上孙子。

反衬之下，我妈作为非常喜欢小孩的一个人，其独子在可以预见的几年里毫无任何结婚计划，就显得很可怜。唯一能和我妈稍微并论的，就是另一个女儿嫁不出去的妈妈，但她性格比较乐天，不像我妈那么容易悲从中来；更重要的是，她女儿至少就在身边住着，而我妈甚至都不能期待我周末回家吃顿饭。我妈也许喝得有些醉，哭得很伤心。考虑到我妈平时也挺喜欢哭的，每次送我离开的时候，一个转身的空档就能泪流满面，这次应该比较猛烈。

有时候我会想起大约三四岁时上托儿所长托班的一个礼拜。随身只带一叠换洗衣服，用块一米见方蓝绿相间的粗布包着。此前我认为晚上在父母或者外婆旁边入睡天经地义，对于晚上不能回家这种事情毫无概念。那一周的每个夜晚，我躺在床上，睁眼望着天花板和身侧耸起的围栏，侧耳听着一切微小的响动，难以入眠。几百张带着围栏的小床铺满那个巨大的睡房，像某种养殖场。离我七八米远的地方，一个阿姨发出阵阵鼾声，更远处的墙角里还有隐约的啜泣。我把我的包袱放在床尾，每天晚上都要仔细地把里面的衣服一件件看一遍，然后重新包好。这个包袱是我和幼儿园外面那个世界的唯一关联。当我在黑暗中感到孤独和恐惧，我就用脚碰碰那个粗布包袱，确认它还在那里。这让我心安。我记得在长托班的第二天，早上起来我穿错了鞋，两只脚都是右鞋。我不敢向不那么友善的幼儿教师们启齿，就这样挺过剩下的五天。我记得某一顿午餐是带虾仁的肉包子，我不肯吃虾仁，被臭骂一顿还罚站。我记得在一个巨大的房间里，所有小伙伴在跳某种奇怪的健美操，我不会，也没人教我，只好站在那里发呆。星期六傍晚，幼儿园终于打开大铁门，我妈一把把我从人群中抓出来，抱着我当众大哭。后来带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回家时也一直泣不成声。总之那是印象里我妈因为我而哭的比较动容的一次。

长大之后我还是很感谢这段长托班的经历，因为只要能有什么相当于那个粗布包裹的东西在身边，让我记得自己是谁，从哪里来，我就可以在任何地方睡着，和在自己家里一样安然。我也一直记得我妈在分别与重逢时的泪水。我毫不怀疑，此时此刻，我妈已经在床上披衣坐起，回忆过去二十八年里和我有关的每一个片刻，就像上周给她打电话，她第一千次兴致勃勃地讲述起我小时候在她去隔壁拿衣服时第一次自己站起来走到她的身边时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