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1943 年柏林因反对围捕犹太人而爆发的 Rosenstrasse 抗议活动，主流观点如何？

这一过程（指释放被关押者）与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日帝国安全总局的一条书面指令相符，据此指令，已经通婚的犹太人以及其他若干类似的、有具体定义的族群应被排除在驱逐行动之外（这一证据是来自 Widerstand in der Rosenstraße 一书）。由此所需的身份核查过程在 Rosenstraße 2–4 号展开。历史学家 Wolf Gruner 指出，在八千混居犹太人之中，只有很小一部分遭到逮捕；对于他们的驱逐行动显然从未提上日程。这一证据和观点，与广为流传的「勇敢抗议的妇女」导致「混合」犹太人得以释放的看法相悖。

有零星观点认为释放行为与 Adolf Kardinal Bertram（当时的一个天主教会主教）的介入调停有关。

其他研究者则主要依赖于当时亲历者的证词，但这些证词彼此矛盾。他们相信，放人是由戈培尔亲自交涉的，由此来终结经久不息的骚动，并引述其三月六日的日记：

在眼下［在轰炸袭击造成的严重破坏之后］保安服务处（SD，可类比为纳粹中情局）认为，继续疏散犹太人是有益的。但是很遗憾地，有一些不那么讨喜的场景却在某些犹太养老院前面上演，民众大量聚集，甚至有部分为犹太人一方呼吁的现象。我已指令保安服务处不要在此紧要关头继续进行犹太人疏散行动。我们最好应该再保留几周时间；之后我们就可以更加彻底地执行计划。

这一证据支持的观点是，戈培尔因为抗议而叫停了行动。但是实际上，在最初的指令之后整个行动却加速了。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一日戈培尔仅抱怨称骚乱之所以产生，是因为那些有特权的「混合」犹太人最先被抓了起来：

从柏林疏散犹太人的行动却导致了许多纷争。可惜许多来自有特权的婚姻（指通婚）的犹太男人和女人也一同被捕，这导致了巨大的恐慌与迷惑。

即便那些不把被捕者获释归功于直系亲属公开抗议的历史学者，也将此一勇敢的抵抗行为作为身处恐怖国家之中的公民勇气（Civil Courage）之光辉榜样和鲜见案例而大加赞赏。成功或不成功并非衡量一次抵抗行为的标尺。然而这些历史学者却排除了在此时或尚可通过类似的抗议行为而对于更进一步的犹太种族灭绝行为产生影响的潜在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