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德总罢课！（转载）

麦塔福克斯按：

再次转载一篇发表于《独立阅读报告》，由杨小刚（杨不风？）同学撰写的文章。我读完颇有感触，也因此文产生了种种联想，开始了又一轮毫无意义的自省。我觉得自己的人生混乱，头绪繁杂，二十岁前觉得一切都是虚无，二十岁之后始有将命运握在自己手中的念头，奈何虚无主义已经在灵魂中扎根，我如玻璃罐中长大的鱼，被扔进大海之后彻底迷失方向。在玻璃罐中，「方向」这一概念并无存在的必要，如果说它有所指，那么它指的就是「这里」。我亦对于世界上存在着没有玻璃墙壁的地方，以及不止玻璃墙，铜墙铁壁其实都是可以被洞穿的这种事情毫无概念。更有甚者，当我最终意识到这些时，觉得洞穿墙壁其实毫无意义，因为这偌大的海洋，无论游向哪个方向，我也不过只能占据玻璃罐大的一块地方而已，无论游向哪个方向，我也不过只能呆在每一个「这里」。

我记得研究生一年级的某一天，我走进学校门厅，看到里面放满了展板，每块板上有一副肖像和几句引言。一块板上的MM有点眼熟，仔细一看，原来她和其他展板上的人都是学校的学生，那些写在肖像旁边的话，是他们的竞选口号。而他们所竞选的，就是下文中所提到的AStA（Allgemeiner Studierendenausschuss）。作为一个天朝子民，我自然而然地转身想要走掉，脑海中未曾有片刻将此事与自己联系起来。可就在我转身的当口，守着投票箱的一个法国人大叫一声「嘿Fox，来投票！」，我才猛然意识到，这些人竞选的是我们的学生会。在一瞬间，我出国前几周反复阅读过几遍的学校所寄送之新生手册上面的相关章节忽然全都被我记了起来，而我愿以一个不可知论者的怀疑精神起誓，我当初绝对没有认真读这一部分——并不徒具形式，没有装了一堆官迷窝囊废的学生会，自我上学以来从未见到过，所以我认真读过的章节，不过是住学生宿舍弄坏了一把椅子要赔多少钱，以及签什么手机合同最方便这种生活须知罢了，至于AStA如何产生，起什么作用，我毫无兴趣。

法国人将我召唤到投票箱前，给我一张选票，告诉我想选谁就在名字前面的方块里打叉。我说可是这些人我只认识一个，其他人都不了解。他说你希望他进AStA吗？我说一起Party过，还不坏，去AStA想必也不坏。他说那就投她呗。我就打了叉，出示了学生证，然后法国人在手边的学生名单上找到我的名字，把它划掉，表示我已经投过了票。

「民主就是这样运作的」，法国人笑眯眯地说。

我说：「你知道我从哪儿来，对吧？」

他说：「当然。」

我说：「所以我可能永远不会理解民主是怎样运作的。」

几天后我在餐厅遇到那个MM，我对她说「我投了你一票！而且你照片上的小胡子不是我画的！」，她大笑着拥抱了我。后来她果然进了AStA。而我果然直到毕业也没感觉AStA到底为我做了些什么——等一下，我记起来，之后的一个学期，有个巴符州的州长还是州委书记之类的官员跑来我们学校参加新教学楼的奠基仪式，当日有近百人扛着拒绝交学费的横幅抗议，显然便是AStA搞的事。我原以为州长的脸会很难看，不过他们显然都见惯了这样的场面，抗议的学生和讲话的官员只隔着几米厚的空气，官员讲几句官话，学生喊几句口号，完事之后各自散去，在办公室里遥遥打算看热闹的我觉得好无趣。我心目中的抗议，总是要催泪瓦斯横飞，武装警察戒备才够级别，这样不痛不痒的算什么，又有什么用？

又有什么用？又有什么用？我现在他妈的非常讨厌自己的这种想法。为什么做一件事情之前，我总要问，又有什么用，So what，Und wenn schon？之类的问题？为什么我就不能热血一点，做一些看上去明明没有用的事情？为什么我就不能理想主义一点，抗拒自己不喜欢的规则，显式地抗拒，而不是暗地里不遵守，表面上却什么也不说？我这些天总是在问自己，如果我现在身在天朝，想买一台新电脑，面对其上的绿坝，我会怎样做？除了将其卸载，在一笑置之之外，我就不能做点什么，让工信部及其上司老爷们意识到这样做是如何令人不堪？的确，我人微言轻，势单力薄，但是为何言轻力薄可以成为拒绝发声的理由？很简单，一直以来都是如此。每当有言轻力薄的我或者他人想要发声的时候，我或者他人就会说，有什么用？谁在乎？改变了又怎样，还不是换汤不换药？管我什么事？

然后事情就作罢了。

读到艾未未的一段话，说明了我一直以来的模糊想法，也让我觉得难过：

【有删节】我们变成今天这样处境，是因为中国的聪明人太多，他们总是说，「这样做有什么用呢？做了之后又怎样呢？」我突然明白了许多，在这样里的任何的抗争，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强权和暴力，更是那些更聪明的嘲讽者，他们无处不在的表现出世故圆滑，老谋深算，趋利避害。往往是更为崇高，文儒，稳健，和规劝。 相同的是，他们都不善于动手做事，缺少想象力和幽默感，在质疑一切之后隐藏着自暴自弃。自暴自弃自欺是极权暴政的民众的特征，他们无一例外的成为了自我放逐者和自我恐吓者。那些预言家轻描淡写地告诫人们：这样做是愚蠢的，理由是注定要失败的。在他们预感的失败之前，在死亡到来之前，是他们首先宣布了放弃任何努力的必要，在哪怕是一点的抗争之前放弃，在任何一种呐喊之前先消声。失败是必然的，何必呢？这才是他们的逻辑所在。中国向来不乏这样的看客，这些人才真正是强暴的帮凶，是他们的市侩狡诈和卑贱，默许了强权的骄横。哪一次的流血不是在聪明人的善意目光中淌尽的呢。 预言家有生活吗？生命不是与无数死亡抗争完成的奇迹吗，生活不是由无数失败构成的图画吗？每一个人希望是努力获得可控的生命死亡的权力，而不是那些预言家们对生活的猥亵的解读。 用自己的语言消解旧的方式，用自己的态度替代成见，用新的表达覆盖传统的方式。这是新的生活因为是我们自己的方式。 在所有的存在危机中，没有坦诚和勇气的苟活、没有对生命权利的信仰所构成的危机，才是可怕的死亡前兆。 世界的意义是在分裂和变异过程中显现出来的，没有先知先觉的意义存在。

我不就一直以来是个这样的「聪明人」吗？而且我不仅自以为看透了抗争的无意义，更主动地逃离需要抗争的环境。可是世界上岂有不需要抗争的环境吗？如果我现在还在念书，如果我不是托了会两门编程语言的福在学校里有份轻松的工可以打，五百欧元的学费是否也应是我需要抗争的东西，而我是否会去抗争呢？对此我深表怀疑。我一直非常讨厌碇真治，讨厌他的消极，讨厌他的逃避，讨厌他缺乏热血与理想，讨厌他如果不能逃避，就一天到晚用耳机把自己隔绝起来。可是我又何尝不是一个碇真治？碇真治又何尝不讨厌自己？我又何尝不讨厌自己？

Weltschmerz.

补：后来巴符州出台规定，若学生有两个或以上的兄弟姐妹，则可以免除五百欧元的学费，算是一种对于学生抗议的妥协。我不知道我们学校的AStA在推动这条规定的设立过程其中起了多少作用——假设这种作用能够量化——但是我想，如果当初少了那一场抗议，事情是不是又会不一样；而推到极致，如果学生们根本不抗议，现在又会怎么样？

全德总罢课！

作者：杨小刚（德国·图宾根，asukashinjirei_AT_gmail.com blog 草木贲华）。转自：独立阅读报告09年第6期。

200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国60周年。6月15至19日，全德学生为60周年国庆送上了一份特别的献礼：全德总罢课！这再次印证了德国社会学家卢曼的一个观点：抗议政治是联邦德国的辨识特征之一。

德国学生运动的历史虽然可以上溯到19世纪的民族主义运动，但具有左翼色彩的当代学生运动显然起源于68一代。在当时联邦德国已由左右翼政党联合执政，议会内并无实际反对派存在的情况下，60年代的学生运动构成了声势浩大的「院外反对派」。而与其他西方国家一样，60年代的高潮过去之后，德国学运也渐渐消退。不过，68学运并未因为过于高涨的理想主义情怀而沦为历史上的一场闹剧，它不仅在社会学学理意义上构成普遍的社会运动史的一个重要环节，而且现实地成为德法等国「学校政治」的精神基石。任何一次大规模学生运动都在唤起人们对68一代的回忆。

一个具体例证便是，6月17日图宾根大学游行日，游行队伍又一次打出「恩斯特·布洛赫大学」的旗帜。1977年，图宾根大学哲学系教授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去世，图宾根大学学生联合会为了纪念这位学生抗议运动的精神之父，将这座有着500多年悠久历史、全名为Eberhard Karls Universität Tübingen的大学改称为Ernst Bloch Universität Tübingen，而取代校徽上那棵枝繁叶茂的老树的，是一只高举起来握紧的拳头。这个标记源于恩斯特·布洛赫在被授予荣誉教授职位的演讲上，高举起紧握的拳头，表示对一切现存不公的反抗。这位乌托邦主义者以他对青年马克思的研究和二战时流亡美国期间写下的《希望原理》享誉于世，他和60年代德国学生运动领袖Rudi Dutschke的忘年之交使他的思想直接在青年一代中产生影响。

这种精神传承更明显地表现在学运组织者的身份上。德国的学生抗议一般由类似「学生政府」的各校学生联合会（AStA）组织，这个19世纪就产生的学生组织在60年代的学运中起着全国大串联的作用。而在今年的活动组织者名单中还可以看见一个上年纪的德国人非常熟悉的学生组织的名称简写：SDS。这个简称在60年代代表着「社会主义德意志学生联盟」，二战后由德国社民党（SPD）在高校中建立，但SPD放弃激进路线转行议会政治之后，SDS与SPD决裂。1961年SPD开除了所有SDS成员，而SDS后来独立领导了院外反对派运动。学运渐入低谷之后，SDS于1971年解散。1988年SDS试图重建未果。2007年5月4日， 马克思诞辰189周年之际，在美茵法兰克福成立了这个新的SDS，由30多个独立的高校左翼学生组织联合而成，其全称改为「左翼·社会主义民主学生联盟」。值得一提的是，一个多月后的6月16日德国成立了一个新的党派左翼党（Die Linke），SDS在其主页上明确宣称其政治路线靠近左翼党。

如今，在欧洲各国已经普遍建立完备的宪政体系、代议制民 主及独立司法制度的情形下，继承68精神的左翼学生运动，虽然明确可见不是针对任何的强权和不公，却有着更深层次的目标，它针对的是永远不可能完全消除并且无时无刻都可能再次产生对人的明显压迫的体制性和技术化强制。

1997年欧盟成员国签订《里斯本协议》，原则上相互承认各自的高等教育文凭。1998年，欧盟四个主要成员国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的教育部长在巴黎索邦大学（Sorbonne）发表《索邦宣言》，主张进一步推进欧盟各国高等教育制度的统一，建立通行的成绩评价体系，欧盟各国学生在任何任何欧盟国家获得的教育文凭都自动被其他欧盟国家政府承认。1999年欧盟当时29个成员国教育部长在意大利博洛尼亚（Bologna）发表《博洛尼亚宣言》，承认并扩展了《索邦宣言》，提出了具体实施计划，并确定，截止2010年，欧盟所有成员国必须落实各项统一的教育制度。由《博洛尼亚宣言》奠立的教育改革计划便被称为「博洛尼亚工程」（Bologna Program），这项工程的基本政策包括，废除欧盟各成员国原有的高等教育学制，统一施行学士/硕士/博士三阶段学制，对前两个阶段启用标准化的学分计算系统（The European Credit Transfer and Accumulation System，简称ECTS）。ECTS对学生的学业安排做出了彻底量化的规定，基本来说，大部分课程都按照模块的方式安排，每个模块含有若干门课程，配备确定数量的学分，包含从听课、材料阅读、课堂讨论、实验到研究性作业等一组学习内容，各项均有确定学时，少数非模块化课程也是没有确定学分的课程单元。学生只能选择相应的模块，而不能任意选择各类课程，同时必须完成模块内的各项内容才能获得相应学分。

博洛尼亚工程的目标是增强欧盟国家间高等教育的流动性、可比性，提高国际竞争能力，使任何一所欧洲大学培养的学生都能适应整个欧洲职业市场的需求。这项工程显然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随着技术、能源、市场和货币一体化的完成，欧盟向着更深层的文化一体化迈进，然而，这项工程却是欧洲古典大学理念的彻底死亡。

以德国大学为例，其学制分为为硕士（Magister，区别于Master）和博士两个阶段，并无学士学位。硕士学段没有时限规定，一般需要12个学期修完学业。每个学生必须选择两门主修专业或者一个主修专业、两个辅修专业，在专业选择上几乎没有任何限制，学生可以按照兴趣任意组合。在课程选择上仅仅在学科组成部分层面上做出必修要求，除此之外，可以自由选择任何课程。学生对于自己的学业安排拥有最大的自主权，可以自由决定学习重点和方向。正是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德国大学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博学却各具特色的优秀学者以及具有自由学习能力的学生。在自由的学术空间里，德国各个大学也都各有优势，并且这种比较优势通过自由转校制度得到充分发挥，学生可以前往他向往的其他大学的某个系科，或者追随某位学术大师。上世纪20年代，原本在弗莱堡大学任教的海德格尔在马堡大学获得教授席位，他在弗莱堡的学生纷纷追随这位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转学马堡，就在这批学生里涌现出阿伦特、伽达默尔、约纳斯等一群后来各自独领风骚的大家。而如今，随着教育改革的实施，不仅学生的学习自主权被剥夺，转校权也只有很少比例的学生能够享受。柏林大学创始人洪堡提出的教育理念，也就是被蔡元培先生所推崇并带回北大的教育理念开始在德国逐步丧失。

博洛尼亚工程显然是为了与英美式高校制度接轨，划分出学士/硕士两阶段学制并无可厚非，但其具体操作完全以市场为指向，以一刀切的方式确定所有系科的教育目标，其标准化、技术化的制度安排仅仅为了制造符合市场需求的职业人才。经过大学教育的学生不再是拥有独立人格的个体，而是可以量化比较的人力资本。在德国更为极端的是学时严重缩短，学士只有三年，硕士则两年。历史悠久的德国大学开始变得像高效运转的大工厂。即便市场化指向也许对某些学科来说有其益处，但对神学、哲学、历史学、古典语文学和文学等传统人文学科而言却是毁灭性的打击。更别说，传统人文学科本就由于缺乏明显经济效益，其经费逐年缩减，教授席位不断撤除。

这个堪称市场原教旨主义产物的计划，在金融危机引发新的反资本主义思潮的情势下，招致更大的反对。德国各联邦州近年来均产生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大学教职减少，教授席位撤除，不少课程由年轻助教代理，许多大学由不收取任何学费到每学期收取500欧元上下的费用。同法国一样，反对大学收费的学生抗议从几年前便开始不断出现，但由于德国同样面临财政紧张、社会福利制度难以为继的问题，且现行学费毕竟不高，因此高校收费似已成必然之势，数年来的学生抗议并未取得多大成效。但在金融危机之后，联邦政府投入数千亿欧元救市，教育经费却未见任何增长，引发民意强烈反弹。经济条件的限制也让教育领域的公平受到损害。学时缩短、学业负担加重，必须打工赚取学费和生活费的工读生最先受到冲击。转校、攻读硕士必须有足够的财力支撑，导致富裕学生才能享受更好的教育质量。同时德国中学教育也在进行改革，人文中学（Gymnasium）的学制从13年缩短到12年，教师数量减少，导致班级人数越来越多、学业越来越重，让中学生也抱怨不已，而富裕学生却能转学到教育条件更好的学校。对于公平意识强烈的德国社会而言，受教育权利的不平等，是对公平的最大损害。

对教育改革的讨论和批评很早就出现在各类媒体上。2009年1月，美因茨大学天主教神学系教授Marius Reiser更是辞去其教授席位表示抗议。以其德高望重的地位而行如此激烈的举措，这位神学系教授为后续的抗议政治点燃了引线。2009年6月15开始的这一周，全德大学生为反抗博洛尼亚工程的系统化、技术化规训，乃至为了抨击资本主义，走上街头，静坐、游行、示威，发挥想象力，展开各种极具创意的抗议活动。6月15或16日，大多数大学的校长室被抗议学生占据。6月17日，20多个德国城市的大中学生进行总游行。6月18日，柏林作为学生运动的中心，掀起模拟「抢劫银行」活动，德意志银行、住房抵押贷款银行和商业银行等多家金融机构营业所被抗议学生占据和封锁。6月20日，海德堡大学抗议学生继续在校长室静坐，被警察强行驱散，当天柏林学生将抗议范围进一步扩大，试图穿越前柏林国际机场所在地Tempelhof，以反对政府将其出售并被规划为高档商业用地，与警察发生严重冲突。6月22日，图宾根大学学生仍在继续号召新的聚会。